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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自己公布的从1993年起的收购超过百起,这没有包括很多小的收购。以1999年思科七十亿美元的天价收购Cerent公司为例。后者本身就是由思科前副总裁Bhadare创办的,从事互联网上数据传输设备制造的公司,并且在早期得到思科一千三百万美元的投资。Cerent的技术和产品显然是思科所要的。事实上,从思科分出来的这些小公司比其它创业的公司更容易被思科收购。因为,一方面这些创始人最清楚思科要什么技术和产品,也最了解思科本身的产品以便为思科量身定做。另一方面,他们容易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因为风投公司能看的清它们投的公司将来出路在哪里——卖回给思科。所以,在硅谷一些想通过新兴公司发财上市和收购财的人,当看不准哪个公司有发财相时,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那些思科人,尤其是思科高管和技术骨干开的小公司。这一招在千禧年的前几年颇为灵验,当然这些弄潮儿还得让人家公司看得上。一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可能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改变,但是公司的基因却很难改变。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苹果从PC机,到iPod,再到iPhone已经成功地转型了,苹果的基因变了。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苹果公司变化了很多。但是它内在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变。虽然从PC到iPod再到iPhone完全是不同的市场,但是苹果的商业模式一点都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富于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和其它同类公司一样,硬件、软件必须作为整体一起出售,不能拆开卖,软件的价值必须通过硬件的销售而实现。所以虽然苹果十几年前吃过自我封闭的亏,十几年后当苹果推出iPod时,它还是相对封闭的产品,它必须用苹果自己的一套iTune软件才能从PC上将音乐和视频装到iPod中。到今天,苹果又推出了全世界最酷的手机iPhone,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读者问我,既然iPhone操作系统的核心也是开源Unix的,为什么它不搞一个开放系统的手机联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不是苹果的商业模式。苹果的基因决定它必须通过硬件挣软件的钱。创新是苹果最关键的基因,否则它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至于在什么地方创新,苹果并不关心。只要在PC机上还有创新的余地,它就不会放弃这个市场。它从两年前推出的iMac桌面一体机,到今年推出的MacBookAir超薄笔记本,无一不是让人耳目一新产品。因此,苹果还是苹果,它不因为做了iPod就变成了Sony,做了手机就变成了诺基亚。说起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公司,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该公司由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创立于1877年。电话的发明和AT&T公司的建立,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的远程实时的交互通信(虽然电报比电话出现的早,但它不是事实交互通信),并且使得平民百姓受益。从AT&T创立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龙头老大,直到它被收购的那一天。但是,AT&T的扩展速度远比今天的人想象得慢得多。它用了十五年(1892)才将生意从纽约地区扩展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地区(当时从纽约到芝加哥一分钟的通话费是两美元一分钟,而当时的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五十美元。今天在美国打国际长途,也不过十美分一分钟)。三十八年后(1915),它的生意扩展到全国(但是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电话费高达七美元一分钟)。四十八年后的1927,AT&T的长途电话业务扩展到欧洲。骰宝赌钱游戏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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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oIP和网络上影视传输设备领域,思科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样它就可以在互联网浪潮之后,再次搭上宽带通信革命的浪潮。往更长远看,思科如果能走IBM的道路,即不断淘汰它利润低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就有可能做到长盛不衰。否则,如果它一意固守现有的市场,则很难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将成为下一个朗讯。上面的图片是在九十年代拍摄的美国新泽西州弗伦翰公园(FlorhamPark)日落的照片。弗伦翰公园占地十几平方公里,大多是芳草地和森林,在森林中央,是一片中等规模的临湖的工业园——这是笔者见到的最美丽的工业园。在那里,每天都能看到天鹅在湖中悠闲地游荡,不时可以见到野鹿出没。这里原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地产,1996年,这里来了一个新主人——美国电报和电话公司(AT&T)实验室。1995年,如日中天的AT&T公司重组,分裂成AT&T、朗讯和NCR三家公司。AT&T下属的举世闻名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也被一分为二。朗讯公司获得了一半的科研机构和贝尔实验室的名称。划归AT&T的一半研究室组成了AT&T实验室(后来更名为香农实验室),从原来的茉莉山(MurrayHills)搬到了弗伦翰公园。在那里,出过十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AT&T实验室,像一颗进入晚年的恒星,爆发出极强的、但也是最后的光辉,然后就迅速的暗淡下来。十年后AT&T和朗讯公司分别被SBC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并购。十年前,我在AT&T实验室实习,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实验室的气氛很像今天的谷歌。不少人的座位旁都放着上面这张美丽的夕阳照。现在想起来,它似乎预示着一个帝国的黄昏。作为最早的投资者,亚平的天使投资团收益最高,高达一百二十四倍。红杉风投的第一轮获利二十四倍,第二轮和其它两家风投均获利四倍。显然,越早投资一个有希望的公司获利越大,当然,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一般大的风投基金都会按一定比例投入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这样既保证基本的回报,也保证有得到几十倍回报的机会。骰宝赌钱游戏一旦新的业务和公司传统业务冲突时,一些公司甚至会牺牲掉新的业务。我的一位邻居原来是贝尔实验室一位资深的科学家,他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贝尔实验室里面很荒唐的故事。几十年前,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小组研制出一种传真技术,比当时世界上最快的传真机传真速度还快十倍,但是这个项目居然被停掉了。原因是AT&T认为它会使得自己的话费业务收入下降。显然这个小部门的主管在AT&T里面的发言权无法和电话服务部门的人相比。今天,美国整个传真机市场由日本公司垄断。这个例子当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一类事情当年在AT&T内部确实非常多。即使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其它公司看到类似的情况。

首先,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者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四大热门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名,斯坦福医学院也在美国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它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鲁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第三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IBM是独孤求败,笑傲江湖,现在它真正的对手比尔·盖茨出生了。我总是对人讲,盖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拿破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和平年代,不可能出现汗尼拔和凯撒那样的攻城掠池的军事统帅,但是会在商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出现纵横捭阖的巨人,而比尔·盖茨就是科技界的第一人。英特尔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处理器公司可以独立于计算机整机公司而存在。在英特尔以前,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必须自己设计处理器,这使得计算机成本很高,而且无法普及。英特尔不断地为全世界的各种用户提供廉价的、越来越好的处理器,直接地使个人微机得以普及。它大投入、大批量的做法成为当今半导体工业的典范。它无疑是过去二十年信息革命大潮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是今后除非它能找到新的成长点,否则它会随着PC时代的过去而进入自己平和的中老年期。几年前,我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找房子,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办公楼和公寓混杂的社区,那里到处是各种颜色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那里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iPod和iPhone的制造者苹果公司的总部了。那时苹果公司还不太景气,想把办公楼租给刚刚开始腾飞的Google(谷歌)。幸好这笔生意没有谈成,否则,那片狭小的社区无论如何是容不下当今两个发展最快的公司。

在美国众多大学中,有一百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历史谈不上悠久。且不说和有将近四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比,就是和它的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斯坦福大学起步也算很晚的。在斯坦福大学诞生后的头五十年里,它根本排不进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和哈佛大学竞争了。到二战后,斯坦福大学已经入不敷出,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了。美国的私立大学完全靠自己筹款,政府并不提供一分钱,再好的私立大学如果经营不善,都可能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是靠它无数事业有成而又关心母校的校友捐助度过了难关。斯坦福大学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富有的校友可以依靠,它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斯坦福夫妇留下的八千英亩(三十二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澳门大小的土地,而大学的中心校园占地不到其十分之一。(斯坦福大学至今荒地多于使用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电子工业发展很快,由于和亚洲的联系比二战前紧密了很多,加州新兴的电子工业和航空工业成为了加州的经济支柱。很多公司有意从斯坦福大学购买土地,但是斯坦福夫妇的遗嘱规定学校永远不许出售土地。这样,斯坦福大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荒着而无法发挥作用帮助学校渡过难关。在微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是老大,以前的老二摩托罗拉已经被英特尔逐出了微机处理器行业,现在由AMD坐第二把交椅。虽然AMD偶尔能从英特尔手里抢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基本上是在英特尔的阴影下发展,它的产品必须和英特尔兼容。这是华尔街对AMD总体并不看好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个领域一个公司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立住脚,因此现在连第三家做处理器的公司都没有了,一群小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围着英特尔转,做微机里各种各样的其它芯片。在这个领域,英特尔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抛开英特尔自己另搞一套,否则便是自寻灭亡。IBM在百年来历次技术革命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自有其生存之道。它在技术上不断在开拓和发展,以领导和跟随技术潮流;在经营上,死死守住自己核心的政府、军队企事业部门的市场,对进入新的市场非常谨慎。迄今为止,它成功地完成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从机械制造到计算机制造,再从计算机制造到服务。它错过了以微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浪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基因所决定的。今天,它仍然是世界上人数最多、营业额和利润最高的技术公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会随着科技发展的浪潮顺顺当当地发展,直到下一次大的技术革命。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可能也是最长寿的)生物。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一百米,直径八米,寿命长达两千两百年。1972年,投资家唐纳德.凡伦汀(Don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Capital。该公司进入中国后,取名红杉风投。

Google刚成立时每天只有几万次的搜索量,这个数量即使涨一万倍也不会对市场有很大影响。拉里·佩奇亲口对我们讲,他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把Google办成一个盈利上亿美元的公司。但是,Google的发展比佩奇自己的梦想还要快得多。Google成立后没有多长时间,搜索量就涨了上百倍,达到百万级。当时Google主管工程的副总裁乌尔斯·霍尔茨(UrsHoelzle)还专门发了封庆贺的Email。当时Google只有个位数的服务器,霍尔茨需要自己监管这些服务器。没过两年,Google的搜索量又长了百倍,Google自己也长成了一个婴儿巨人(BabyGiant)。到2002年,它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搜索引擎,而且同时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门户网站雅虎和美国在线提供搜索服务,估计占到了全球流量的一半。在1998年到2002年这四年间,Google的增长主要靠抢占市场份额而获得。但当Google签下了和美国在线的搜索合作合同后,全世界几乎就剩不下大的市场份额可以占领了。这时,新加入Google不久的诺威格指出了上述朴素而又经典的定理。所幸的是,Google的整个管理层已经未雨绸缪地看到了危机。Google从搜索广告进军和内容相关的网络广告(AdSenseforContent)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今天,后者的营业额已经占到Google整个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大家也许会问,既然思科这种办法证明有效,为什么别的公司学不来。当然这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公司的领袖都有思科CEO钱伯斯(JohnChambers)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思科的基因使然。思科自己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虽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当然思科上市后,波萨克和勒纳为斯坦福捐了很多钱,除此以外斯坦福还拥有很多思科的股票,因此斯坦福和波萨克和勒纳通过思科的到了双赢。正是如此,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职务发明开办公司。另外,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反了天。骰宝赌钱游戏在美国,申请专利的目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保证自己不被别人告侵权,即防御性的。一个公司发明一种东西后,为了防止其它公司和个人将来声称什么不合理的要求,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第二种是进攻性的,一个公司申请一些可能以后有用的但是自己未必使用的专利,专门来告别人侵权。IBM的专利很多是后一种。IBM每年花上亿美元,养了一支庞大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队伍,专门去告那些可能侵犯它们专利的公司,每年IBM从专利费上挣来的钱是十亿美元左右。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买卖。IBMT.J.Watson实验室的一位主任很骄傲地告诉我,不要看IBM在微机市场上远远落后于Dell和惠普等公司,它们每年要向我们交很多的专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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